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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多普达手机设计之父”杨兴平
发表时间: 2011-09-19     发布者:清新设计

 
    “多普达之父”杨兴平   缔造下一个苹果神话   残酷的创业经历,教会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一个道理——技术必须融合商业模式,才有生命力   本刊记者  徐琳玲  发自上海   下午5点,在自家公司陆家嘴的办公室,杨兴平刚刚结束TCL2009年财报公布前的董事会电话会议。辞去TCL通讯CEO两个月后,他还担任董事职务。   “2009年,TCL全年卖出手机1612万台,超出预期60%。”他兴奋地告诉记者。巨额亏损、股价低迷的TCL手机业务顺利地实现转型。杨兴平没有辜负李东生对他的重托。   短短一年间,这位“多普达之父”,再次证明了他对无线互联网前瞻性的理解。10年前,他在硅谷带领团队开发出智能手机操作平台,帮助成就了史蒂夫·乔布斯最具革命性和商业价值的传奇——苹果iPod的成功;回国后的几年间,他一手缔造了多普达,但因为与资方矛盾而出走。   挂断电话,是重圆自己另一个梦想的时候了。   本土的“苹果”神话   杨兴平办公室的另一头,就是另一个梦想的研发团队所在。4月份即将面市的第一款产品——“自然道”理财手机软件,正在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测试。   光看看股东名单就知道这家公司的分量——前网通CEO田溯宁、TCL通讯和杨兴平本人各持1/3的股份。2008年,出走多普达两年后的杨兴平成立了上海自然道通讯服务公司,决定再一次创造苹果、黑莓式辉煌的梦想。   杨兴平选择教育和理财领域作为切入口。“没有一个种族比华人更在乎下一代的教育;也没有比如今的中国人更热衷理财的。”他本能地排斥在中国已有成功商业模式的聊天交友和游戏,“不创造价值”,而沉湎游戏无异于“吸鸦片”。   想一想每天有多少股民在证券交易所开户,就可以想象这个市场有多庞大——这些中小散户大多依靠各种小道消息来操作股票买卖。杨兴平提供了一个数字——过去几年中,中国股民平均损失高达6万人民币。这很容易激发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,同时也让一个创业知本家嗅到商机。   这款手机软件将提供一套全面的移动理财解决方案:用户可以通过电脑、手机终端,在平台上享受股票、基金、银行、保险在内的理财服务。产品形式包括PC版、JAVA版、手机WEB版等。“我不能保证一定赚钱,但可以帮他们控制风险。”   这正是杨兴平鼓吹了7年、挽救了TCL手机业务的“3G+4C融合”理念——将计算机、通讯、消费电子产品、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内容和服务(英文中均以C字母打头)在无线通讯的3G平台上实现融合。正是他拿出这一理念的细化合作方案,亲自和国内外的运营商一家家地谈,让他们看到赢利前景,为TCL赢得了大笔订单。   2008年,也是这个关于无线互联网未来趋势的预言,打动了正为TCL经营状况焦头烂额的李东生。在前后多次“请君出山”的诚意下,杨兴平最终答应李东生出任TCL通讯的CEO。   两人达成了一个协定:杨兴平帮助TCL手机业务转型;如果手机年销售量到达1000万台,扭转亏损的局面,TCL作为战略投资人向自然道注入一笔资金。   这几乎是拿自己的职业声誉做一次高赔率的赌博:TCL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巨额亏损,从万明坚到刘飞频繁“换帅”,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,欧洲市场萎缩,经营状况继续恶化。   “我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这个决定。他们说,你会死得很惨的!”   一年内,杨兴平“4C融合”理念的实践,让一家国有制造型企业走出旷野。似乎也没有理由怀疑,他的这只“苹果”还不到成熟的季节。   “我很看好这个健康理财,我相信,未来可以做到5000个亿,上万亿都有可能。”办公室的白板上梳理着他20多年创业史,在结尾处,他重重地涂抹上黑圈。   “狭路”相逢乔布斯   和史蒂夫·乔布斯的遭遇,是杨兴平人生最大的遗憾。   回国创业之前,他曾是硅谷高技术公司PIXO的技术副总裁,带领着一帮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花3年时间研发出第一套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和无线互联网服务平台。2000年,美国互联网行业跌落到谷底,花完两亿美元风投后,PIXO陷入了生存危机。最后,不得不把技术卖给一直在硅谷企业群中寻找机会的苹果公司和荪。   “我们提出的价格和条件都很低。谈判时,主要就为员工的安置问题和苹果讨价还价。当时情形很不好,想到能让这么多员工们都保住工作,已经觉得很好了。”   一年后,乔布斯将之结合MP3硬件技术,加之“点石成金”的商业模式和营销天才,推出了消费电子产品史上一个巨大的商业传奇——iPOD。   这深深刺激了杨兴平,他不断地问自己:为什么一个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创新、组合而成的产品能让全球几千万乃至几亿的消费者为之痴迷?为什么只有苹果能做到这种商业的极致?  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iPhone,放在掌心——那是2007年6月30日苹果在全球发售首日推出的第一代。在一千个日日夜夜里,他把这只扁长物体放在掌心摩挲着,怀着复杂的心绪研究每一个细节:色彩、材质、延伸线条,从外部设计到内部逻辑。   一切是因为被业内奉为神明的“苹果教教主”乔布斯:这个并不精通技术的奇才,把技术、设计和商业模式完美地结合起来,制造出一个接一个神话。也幸亏是乔布斯,当年PIXO还卖了一部分硬件给世界IT巨头荪。“我清楚,如果把软件技术卖给他们,绝不会有苹果那样的成功。”   如今,杨兴平对乔布斯精髓的理解,已从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境地。他用了个很感性的说法——一款人见人爱的产品一定是“触摸到人们的灵魂深处”,“那是一种让心灵愉悦的东西”。他做过一个比喻,就像基督徒遇到困难时想到上帝,心中涌过的那一刹那的感受。   十多年前,“技术至上”的杨兴平觉得,最大的成就是做出一个很牛的技术:他曾带着团队开发出当时最先进的数字成像技术——佳能数码相机一代的核心软件,最早想到在无线平台上融合3C技术,最早开发智能手机操作系统……然而,这些无数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,或是商业环境不成熟而不得不转卖他人,或是束之高阁,若干年后被别人抢了先机。   残酷的创业经历,教会了这位工程师出身的创业家一个道理——技术必须融合商业模式,才有生命力。纯粹的商业利益,还满足不了知识分子的情怀。他修正了自己的职业目标:“做出一个产品,使人们的生活更幸福”——这也是乔布斯的理想。   2001年推出的智能手机多普达,体现了杨兴平对技术与商业的重新理解:操作系统是微软的、核心处理芯片来自英特尔、设计加工依靠台湾宏达、生产牌照来自CEC(中国电子集团)。3年后,不拥有任何核心技术的多普达逐步实现盈利,甚至成为高端商务人士的一种身份象征。   当时,国内一位著名的“手机狂人”专门跑到上海来找他。他急切地问杨兴平,“你做多普达品牌花了多少钱。”“我让他猜了3次。他说10亿,我说你再猜,他说5亿。”让对方大吃一惊的是,总投资不到1个亿,最大的投入是2000万——借势张艺谋的电影《英雄》做广告。那正是中国手机制造业由兴转衰的时候,砸上十多个亿的案例比比皆是。   但不久后,杨兴平原本寄托在多普达上再造苹果传奇的梦想,也不了了之。   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      乔布斯的狠,是仁厚温和的杨兴平永远学不来的。   2001年回国筹办多普达时,杨兴平通过别人介绍,结识了“台湾芯片小巨人”王雪红。彼时,这位台湾首富王永庆最出色的女儿正为如何进入大陆市场而犯难。一个需要顺畅的通路,一个需要产业方面的支持,双方一拍即合,成为合作伙伴。王雪红以个人名义投资,控股了多普达。   这为后来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。2006年,当王雪红旗下另一家公司宏达不再满足于为多普达设计加工、要求通过吃进多普达的方式进军大陆市场时,遭到杨兴平当然的反对。双方在董事会上激烈争执。最后,杨兴平以出局为条件,换取了资方把多普达推向全球市场的微弱许诺。   后来,这次并购因消息透露后宏达股价大跌而没有实现,多普达得以保住在国内的品牌。不过,如今的多普达已不行走杨兴平当初规划的蓝图中。   杨兴平很不愿意回忆这段不愉快的过往。这次出局让他得到两点教训:一个事关公司股权,一个事关个人的坚持。   商场如战场。以冷酷无情著称的乔布斯曾多次“干掉”自己的对手,他欺骗、掠夺过离他最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。而他的劲敌——比尔· 盖茨为巩固自己的地位,也赶走了曾经支撑微软技术的核心人物。在商业和政治的历史上,关于野心与权力斗争的故事贯穿始终。   “可我觉真得乔布斯不快乐。我和苹果渊源很深,他的员工、身边的人没一个喜欢他,都憎恨他。我想这就是他生病的原因。他还是很强大,很顽强地在抗争。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自己了。”   在加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,杨兴平开始着迷于中国哲学。他被两千年前老庄的哲学所吸引。他相信,如果学习和顺应自然和宇宙的“道”,就能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,到达人生满足感最高的境地——天地人合一。连新公司名——“自然道”也充满道家风范,它源自老子《道德经》25章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   在理财手机软、硬件研发设计的两年间,他成为一个苛刻的“把关人”,专注每一个魔鬼的细节,不断地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,力求简洁、美观、好用,从形到魂尽可能完美。   是的,苹果的成功几乎全部取决于乔布斯这个疯狂而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。杨兴平永远不会向员工咆哮,朝他们大喊“下地狱去”或者“你们这群白痴”。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走到同样的终点:给他们讲道理,送他们每人一本他的朋友、一位待在苹果很多年的研究者的书。该书开宗明义——“首要的是一个人类学家”。   与杨兴平打过交道的人,都体会过他推销自己想法的那种力量,柔和、没有侵略性,洋溢着孜孜不倦的热情与韧劲。正是凭着这种力量,他为TCL手机实现了战略转型——2009年空降到这家国有地方企业后,他一个个找中高层干部“深度地沟通”,推行自己的“3G+4C”融合理念。   杨兴平总结说,自己常常跌倒是因为过于理想主义。“我如今追求做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。”他并非不谙中国国情的海归:事实上,他非常注重与各级政府官员的沟通,总是首先从他们那里寻求支持。   也有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。每到这时,他觉得自己的修为还不够。刚回国时,他曾在内地为一个手续问题与某个有意刁难的政府部门对峙了很久。“人家都劝我,我就是不屈服。最后(他)向我们道歉了。”   2009年传出杨兴平炮轰移动运营商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新闻。“大家以为我是吃豹子胆,自寻死路。但我相信我的话,那些中高层管理者都觉得有道理。”   他超负荷地运转着,一天12个小时,睡觉时也常常在考虑工作。他把一年的空暇攒成4个长假回美国陪家人。2006年出走多普达时,是他与家人在一起时间最多的时候,全家一起到欧洲旅行了两个月。   16岁的女儿即将上大学,他报得出她心中向往的十来所大学的名单,并为她过重的学业负担而忧心。回国创业的头几年,小姑娘常常因为爸爸不在家发脾气。   “她现在大了,有自己的朋友和圈子,也不太在乎我在不在身边了。”他很失落。   他随时随地都能倒头入睡,他记不得自己有过焦虑的时候,“只要像老子那样抛开名和利这两样东西,我相信,人就不会焦虑。”   在梦里,49岁的杨兴平有自己的恐惧——常常梦见自己在考试,成绩揭晓,他只得到了30分,每每吓出一身冷汗。这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——在加州大学期间,这个很厉害的中国学生曾拿过30分。他依然拿的是最高分。 杨兴平      我绝对不是纸上谈兵 本刊记者  徐琳玲  发自上海 人物周刊:您在硅谷和国内有20多年产业经验,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? 杨兴平:大家都清楚,靠消耗土地、人力、环境资源换得的中国制造不能持续了。我看到,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做了很深入的探讨。可是,没有人真正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要素在哪里?如何进行转型? 中国几十年来都在强调技术,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就好像掌握了一切。半导体、软件、芯片设计、生物、医学等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议题都提上来,每一个开发区几乎都要做这些高科技。事实上,我们都做不了,即使全中国来做一件事也做不了。从人才培养体制和研发投入看,我们都不可能到达美国这样的原创能力。 我们一定要转变理念,用一条非常务实、非常现实的路径来实现中国制造。 人物周刊:这是一条怎样的务实路径呢? 杨兴平:我觉得,设计才能够成为驱动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原动力。我说的不是指传统的工业设计,而是把用户体验设计、商业模式的设计,跟工业设计结合起来。不管是汽车、手机、电脑、家电还是日常消费品,这个原理都是可以实行的。 日本、德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,我们更多要像日本和德国这种企业学习。但是,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商业模式和用户体验的创新。未来3到5年,只要我们的思路对了,中国的经济就能真正地腾飞。 从IT行业来看,就是一种5C融合模式,是把3C和用户体验、互联网内容进行融合。如果能够贯彻到中国每一个制造型企业里,能很容易把效益平均提高一倍。举个例子:我正式接手TCL差不多一年时间,唯一做的就是调整思路,这帮助我们赢得了各大运营商,尤其是海外运营商的大力支持,接到订单大大增多了。 人物周刊:就现状来看,把技术、商业、工业设计三者结合得好,恐怕不这么容易。 杨兴平:实践起来是比较困难。这需要对这三者有很深刻的理解。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大学要调整办学思路。我们还是在延续100年的这种大学的模式。大部分大学都是院士在做校长,他们更多可能是崇尚学术研究,或者忙于做行政,多数没有考虑过:他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大贡献。 未来3到10年,一定要转换办学的思路。更多的侧重于培养应用型、复合型人才,培养学生时,要特别强调商业模式、消费者心理、工业设计这三者结合的重要性,而不只是技术。 斯坦福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?有一个核心因素:有很多教授是从工业界去的,他有产业经验,他知道怎么样培养人才能真正对产业发展有价值。中国大学绝大部分教授是没有产业经验的,一直呆在学校里写论文,而企业里的人也没有办法回到学校去教授。 人物周刊:一谈到大学,中国人总在焦虑地问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大师? 杨兴平:我认为这种追求不现实,也没有必要,美国的大师很多,一个大学有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。但中国怎么能够在近十年培养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呢?即便是培养出几十个诺贝尔奖得主,又怎样呢? 我们更需要的是解决中国制造的问题,中国经济在未来10到20年还能不能更上一个台阶?更需要从中国的工业发展、经济的发展来考虑如何办大学、如何搞科研。无形中,最终就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。 人物周刊:这都来源于您的产业经验么? 杨兴平:这是在我骨子里,我血液里面,是通过做产品、做企业慢慢悟出的道理。如果我没做多普达,没在之前做智能手机操作系统,甚至在美国20多年的工业经验,我是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的。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的,是我摸索几十年得出的。 人物周刊:您现在做的企业是否会是一个实践5C融合的案例 杨兴平:我现在要做的与这些事情都是相关联的。从3C到5C这个过程中,我觉得我影响了很多人对产业的看法,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起到一种推动作用。 但是,我必须要自己能够去实现它,比方说,我做多普达、帮助TCL转型、做自然道,我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个5C融合的企业呢?通过这个企业不断摸索和实践,能不能总结出一个原理,把它推广到整个中国——这是我想要追求的。 中国创造或者是中国经济转型是一片大森林,这是整个国家要去实现的,但现实中,要形成这样一片森林,必须要有一棵棵健康的树,用3到10年把它培植起来。自然道公司就是我在培植的一棵树  
 

最后更新时间: 2011-09-19    【 关闭窗口 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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